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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资产价格？中国统计资产价格就两个，股票价格、房子价格。

对此，斯密称之为纸面上的金银双方均认为发展健康稳定的中美经贸关系对两国十分重要，致力于通过对话磋商解决有关经贸问题。

还是讲讲事实，及如何诚实地面对事实吧。实际上，美国和中国面临本质相同而表现形式不一样的问题：超负荷社会经济基础，在美肥了大资本家纵容了一般消费者，牺牲了中产阶级及政府的税收和就业机制，中国政府得了税收、就业造成利益集团任性甚至骄横，牺牲了底层社会和大自然以及结构性失衡。当然，押沙龙yashl在《中国真正的科技瓶颈，根本就不是芯片》最后一段分析到的现象：以往的世界经济主导国家的兴起，比如19世纪上半页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19世纪下半叶德国经济的崛起（德国是全世界最早搞工人福利的）、20世纪美国的崛起（当时美国工资比欧洲高出一截），都是把主流国家的待遇和福利往上拉，只有中国的崛起（如果真的崛起的话），很可能是把其他主流国家往下拉的。在这场经济形態革命中，无分主流、非主流，无分东西南北中左右，无分江湖庙堂农工商，不管是局内人、局边人，还是局外人，都将参与其中各显神通，生克反辅，共襄生成一种人人健康、简约、高尚、富有尊严而可持续幸福的生活方式。结果，一味倡导比较优势机会主义的新结构经济学，在中兴事件和这次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和技术战中终是轰然倒塌。

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是否善政良治的标准，其实很简单，就看那里的人民、国民、公民的社会交易成本和边际效益成本，是否与其获得的幸福度和尊严感之间所呈现的反比例关系状况（H＝G/T）。故而全民创业，万众创新不是梦。总之，过去30年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已经面临困境，势必进行调整。

中国携手所有利益攸关者来共同促进建构开放、包容、活力的世界经济的立体政策协调平台已经搭建完成。全球贸易额停止增长动能，不仅仅是由于美国消费者信心尚未完全恢复，欧洲经济复苏乏力，以及中国经济进入供给侧改革。多项政经指标都指向一个问题：世界经济已经开始遭遇逆全球化的袭击了。首先，根据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发布的世界贸易监测(World Trade Monitor)报告，从2011年到2016年间，全球贸易增长速度一直低于全球经济增长速度。

更根本的原因是推进贸易自由化的政治基础在欧美社会已经全面松动，而人为贸易障碍正蚕食过去累积的贸易自由化协议。在德国最近一次大选中，默克尔总理虽然顺利连任，但她领导的政党联盟的政治基础明显削弱，而激进的右翼势力第一次在另类选择党旗帜下进入德国国会。

这是G20作为全球最重要的经济合作平台的一次历史性跨越。他认为很多国际关系学者在讨论21世纪国际秩序时，都担心中美关系是否会掉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其实我们更应该要问世界经济是否会掉入金德伯格陷阱（Kindleberger's trap）。美国的中东政策与推翻政权作法，是伊斯兰世界激进化与政治动乱的根源，让西欧饱受恐怖主义与难民问题之苦。然而，这个全球化模式也让跨国资本取得绝对的支配性地位，发达国家劳工的权益普遍受到压缩，中产阶级的经济地位不断下滑。

从2008年金融海啸开始，全球经济就面临逆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但美国却阻挠亚洲基础投资银行的创设。同时，这个模式也让金融资本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大量金融资本流向虚拟经济，全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不断增高。陆上丝绸经济带的推进，也意谓着过去被海洋时代抛弃的欧亚大陆内陆国家与中国广大西部地区将有翻身的机会，他们可以从全球经贸网络的边陲摇身一变为前沿与要冲。

国际热钱在新兴市场国家兴风作浪，资产泡沫破裂此起彼落，实体经济饱受干扰。这次墨西哥参加厦门峰会，金砖机制已经涵盖E7中的五国，印度尼西亚与土耳其的受邀参加应该指日可待。

世界经济大恐慌的出现，就是因为当时出现国际领导权青黄不接，美国没有意愿承接英国衰落留下的领导真空。他们也为经济全球化的扩张与深化注入新的动力，并在多边体制安排与合作机制上不断推出新的倡议。

多年来世界银行的增资提议都遭遇美国否决，让其角色不断萎缩，无法满足发展中国家长期融资需要，这就是公共财政供给不足。G20集团领袖会议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首度召集，所以过去几年其核心任务就是协调各国维护金融秩序稳定与应对全球经济的中短期挑战。不过，笔者并不认为当前逆全球化潮流会将世界带入金德伯格陷阱，我们看到的国际秩序动荡，乃是世界经济格局由美国带领的全球化模式换轨到中国引领的全球化方案的过渡现象。根据普华永道(Price Waterhouse Cooper)对2050年世界经济实力分布的最新分析报告，未来的世界基本上是七大新兴市场国家（E7）扮演主角，而不是传统的G7。这几年G20集团内以中国为首的非西方国家倡导新的思路，主张G20应为全球化找到新的动力与支持基础，一方面要对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进行系统性改革，另一方面要鼓励各国采取积极行动推动结构性改革，包括以创新带动增长、发掘网络经济与跨境电子商务的巨大潜力、扶植中小型企业、普遍提升劳工的技能、大力推进基础建设以及积极发展绿色能源。从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七成，他们已经是全球化的支柱与新动力来源。

尽管这五个经济体的体质差异颇巨，中印间长期战略目标不易整合，南非、俄罗斯与巴西也无法摆脱原物料与石油价格长期低迷的拖累，但金砖五国合作机制仍不断深化。在意大利，五星运动趁势而起。

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的效益将可直追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而其规模更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响应国内政治压力与解决社会矛盾，不断采取片面保护措施来削弱自由贸易体系，甚至逐步拆解现有的区域与全球经济一体化架构。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经济每增长1％能为贸易带来2.5％的增长，但近年来，同样经济增长只能带来0.7％的贸易增长。近年来中国也开始全方位提拱补充性或替代性公共产品。

2017年又正式启动一带一路峰会，以及9月份由李克强总理在北京首度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金融稳定理事会等六大国际经济机构负责人举行第一次1+6圆桌对话会。例如：协助发展中国家因应国际金融危机的双边与多边换汇机制，独立的跨境支付系统，新兴的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北斗卫星定位与紧急通信系统，远洋护航与海上执法，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对欠发达国家的开发援助与基础建设融资，以及在非洲、南亚与拉丁美洲全面推动大型跨国基础设施，并逐步搭建深化南南合作的多边机制，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置。2017年9月在厦门举行的金砖峰会也顺利完成其重要的承先启后任务，在《厦门宣言》中为金砖机制勾勒出下一个十年的发展愿景蓝图。根据WTO发布的2016年统计，其成员国自从2008年以来共实施了2100多项新的贸易限制措施。

在美国霸权之下，除了她最亲密盟友可以分享特权外，绝大多数国家都是顺从者。金砖五国已经建立了60多项合作机制，设立了包含安全、贸易、金融、环保、科技等各领域的部长级协商机制，金砖新开发银行也开始运作，总部在上海，并在非洲设立第一个分行。

这些新的政策倡议在杭州峰会第一次形成完整的论述，也首次决议将为结构性改革建立具体量化指针，督导各国进度。从2016年杭州峰会开始，中国已经在G20架构下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改革。

奈伊所描绘的美国盛世下的太平（Pax Americana），是对复杂历史的选择性诠释，因为他对美国霸权的两面性避而不谈。日后历史学家必定会将杭州峰会定位为21世纪全球秩序重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杭州峰会有三个重要的历史跨越标志：第一是G20集团核心任务的转换，第二是经济政策与全球治理主导思想的演进，第三是全球经济合作议题倡议者与引领者角色的交替。这次峰会就已经为升级版进行暖身，埃及、几内亚、墨西哥、塔吉克斯坦和泰国等五国领导人也受邀出席厦门峰会。前者是取材于崛起中的雅典与既有强权斯巴达之间最终难免一战的历史教训。美国底特律汽车工业很难摆脱墨西哥零部件供应链，通用汽车的最大获利来源是与上汽集团合资的中国通用，别克汽车80%的销路在大陆市场。

英国选民在一场政治豪赌中选择脱欧，在欧洲大陆主张退出欧盟的激进政治运动对传统政党体系带来巨大冲击。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立刻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要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准备终止美韩自贸协定，也启动对中国的301条款调查。

其实，中国推进全球治理机制改革所需要建构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政策协商平台的拼图，在2017年已经基本上到位。进一步而言，美国霸权衰退固然会导致国际经济秩序震荡，但美国逐步退位也可能为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提供历史良机。

奈伊之所以担心金德伯格陷阱，因为他高估了当前美国在维持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作用，也低估了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的能力与意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响应国内政治压力与解决社会矛盾，不断采取片面保护措施来削弱自由贸易体系，甚至逐步拆解现有的区域与全球经济一体化架构。